2015年12月20日 星期日

甘比亞將廢除女性割禮:談女生難以啟齒之痛

甘比亞總統賈梅( Yahya Jammeh)於11月底宣布將廢除女性割禮儀式,而這項宣布大出賈的競選團隊及群眾的意料之外:不僅是因為賈梅鮮少觸及女性議題;在民風保守的甘比亞,割禮長久以來被視為「少女的成年禮」,這項宣布極可能讓賈梅流失2016總統大選的選票。

在甘比亞,76%的女性都曾做過割禮儀式,其中56%的人是在14歲以下執行的。女性割禮手術施行於世界上29個國家,多分布於中東及非洲地區。據統計,目前全球已有1.3億的女性進行過割禮手術,且大部分的人仍承受著那「難以向人啟齒之痛」。究竟,割禮是什麼?對女性有什麼樣的影響?這項「儀式」真的說廢除就能廢除的嗎?它跟當地人的生活又有什麼樣的關聯?讓我們一塊來瞭解吧!


割禮是什麼?


割禮,顧名思義,如同男生是去掉生殖器上的包皮,女性割禮的執行過程則殘忍無比:傳統的女性割禮則是以刮鬍刀、碎玻璃片、鐵片等尖銳物品將女生的外生殖器割下。因此,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廢除此名,改以「女性生殖器官殘害切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簡稱FGM)。

馬賽族女孩Kakenya Ntaiya於TED演講敘述自己割禮的過程:

「...我做了一個決定,這是大部分女生不會做的。我與父親商量:『除非你讓我回學校受教育,否則我不參加割禮。』不參加割禮,會讓父親蒙羞,所以他接受了。於是,我參加了這個儀式。 我們很興奮地跳舞、徹夜不睡,等待那一天到來...然後,我們來到這一群婦女的圈子裡。有一個女人坐在中間,那個女人在等著我們,我是第一個,還有我妹妹和一些其他女孩子。當我坐下來並打開雙腳,另外一個女人拿著刀走向我,她抓住我的陰蒂, 然後割下來。

你可以想像當時的情況。我一直流血,之後就暈倒了,但很多女孩子會就此死去。我很幸運,活了下來。儀式就是這樣舉行的,完全沒有麻醉,只用一把生鏽的刀操作。 想起來,那真是很不容易渡過的。 我很幸運,儀式完後我母親請了名護士來照顧我,而那是大部份的婦女都不會做的...。」

割禮的整個過程不會有任何的麻醉,更遑論使用的刀片或是否有消毒清潔過。通常,割禮不是由專業的醫護人員執行,而是由3~4位普通的非洲婦女將奮力反抗的少女團團壓制住,在她的尖叫及反抗聲中,硬生生地將其女性生殖器官割除。

割禮又分為4種類型,其中又以第三種類型「陰部縫合( infibulation )」最為嚴重。這類型的
儀式切除女性的外部生殖器後,再縫合餘下的陰唇,只留下可流出尿液及經血的小洞。要打開縫合的陰部,除了透過性行為外,就得進行手術將其解開。不同地區、族群間實施割禮的狀況也不同,年齡從0~15歲都有,也有女性是婚前才施行割禮。於是你可以想像,這樣粗糙殘暴的過程,且往往沒有受到良好照護的情況下,日後將引起傷口感染、生育困難甚至死亡,許多女性終其一生都活在割禮的陰影下,無法走出。


為何實行割禮?割禮代表著什麼的意義?


根據「歐洲終結FGM網路行動」的資料顯示,女性割禮的施行主要分為幾種原因:

1. 控制女生的性慾。「保持貞節」的重要性,在傳統社會是不言而喻的。施行割禮,尤其是陰部縫合,目的就是要降低女生的性慾,讓她們遠離「放蕩」,提防婚外性行為發生,從而保持女生的貞操。

2. 人們認為女性生殖器是「不潔」的象徵。因為這樣,若沒執行過割禮手術的女性,就不能處理食物或飲品。

3. 性別考量:割禮手術這項儀式,往往被視為女孩成為女人的成年禮。人們認為,割禮中移除的外部生殖器是「女性體內的男性象徵」,此舉動可增進女性魅力,讓女性更為乖巧服從。但割禮除了造成身體創傷之外,也會影響女孩在社會中「審視自己身為女性的角度」,也就是說,割禮將如同印記般在女性的成長過程中形影不離,時時刻刻提醒著她們「身為女人該表現出什麼樣子」,賦予著她們在社經地位中的模樣。

4. 文化認同:就像上一段所述,割禮將如同印記般跟隨著女性;同樣的,在非洲及中東某些特定區域,這些印記就是決定女孩是否成為女孩的象徵,沒施行過割禮的女性是不被族群接受、認同的;如果女孩受不了逃跑的話,甚至整個家族會因此而蒙羞。

5. 宗教因素:儘管可蘭經上沒有割禮的紀載,但某些特定的伊斯蘭國家施行割禮時,通常跟宗教因素無法脫離,目前穆斯林領袖對割禮的看法不一。雖然割禮主要發生在伊斯蘭國家,但也發生在信奉基督教、猶太教、泛靈教地區上。


要廢除割禮,最困難的仍是根深柢固的社會風氣


肯亞馬賽族女孩Kakenya Ntaiya提到,割禮在他們國家是犯法的,但即便如此,卻仍有許多人照做不誤。但與其說他們知法犯法,不如說割禮已形成了根深柢固的社會風氣,並不單靠立法就能一夕解決的問題。

因此,就算一開始提到甘比亞總統賈梅宣布要廢除割禮儀式,甘比亞的社運人士仍強調:「我們不能單憑這項宣布就認為割禮在社會上已被抹去了,法條必須配合相關的措施,比如在學校宣導、與宗教合作,因為最困難的仍是社會上不能動搖的文化與宗教風氣,仍有一大段需要努力的空間。」甘比亞團結行動青年( Gambian Youth for Unity的秘書Yusef Taylor說。

Kakenya Ntaiya於演講的最後告訴大家:「我知道了我13歲所經歷的那個儀式是女性割禮,在肯亞是違法的,我不需要用身體來作為接受教育的交換條件,我有接受教育的權利。至今,仍有300萬的非洲女性正處於割禮的威脅。我看到她們在哭泣,我知道自己必須做些什麼。」
她在自己的社區創辦了學校,從身邊開始改革,而這小小的改變,也會了全校125個女生的生命帶來轉變:她們不需經歷割禮、不須被強迫結婚,開始意識到夢想是什麼。

的確,在今日的社會,我們能暢談女權主義、兩性平等的意義,卻不能忽視世上有許多女性仍遭受著慘無人道的待遇;我們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往往也決定了帶來了什麼樣的改變。
Kakenya認為,想要改變這項陋習,就要成為第一個採取行動的人。從一個女孩、一戶家庭,慢慢影響到一個村莊,大至一整個國家,大家一同行動,就有機會改變所處的世界。



封面圖片來源:AMISOM Public Information@Flickr cc by Public Domain


參考資料:
END FGM EUPEAN WORK
The Gambia bans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Nigeria and Gambia Banning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Is A Major Win For Women’s Rights

2015年12月11日 星期五

王丹:健全的民主需強大的公民社會來制衡政府,而不一定是強大的反對黨

你怎麼認識王丹?

時間往前推26年,1989年驚天動地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讓王丹的生命從此刻上一道鮮明的民主運動痕跡。他曾說:「人生被六四卡住,我很光榮。如果說,王丹就是歷史事件的見證,一點也不為過。那麼,26年後的現在呢?這道深深的痕跡對他的生命起了什麼樣的改變?而除了這道六四帶給他的歷史「印記」之外,你還可以怎麼認識王丹?在他的眼裡,中國改變了多少?中國與台灣在這幾年來又產生了什麼樣的轉變?

募資中的專案「王丹隨筆」,讓每位對上述問題想了解更多、知道更清楚的讀者,能隨著他的四大專欄主題:《王丹書架》、《每週國際》、《鏡頭中》、《王丹信箱》,掌握兩岸三地更豐富多元的面向。時代的巨輪不斷向前滾動,六四後的中國早就大不同。這次,讓王丹以他獨特的出身背景、專業的研究領域結合的視角,告訴讀者們,他觀察到的中國,是怎麼樣的世界。

為什麼會想發起此次的計畫?

我覺得眾籌平台是「既古典又現代」的概念。在人類古典文明的發展過程中,許多作品的成果其實是許多人一起努力得來的,而不單靠哲學家、思想家個人的付出。但在現代社會,寫作者、創作者的作品變得商品化之後,大家越來越斤斤計較,我認為這是人類智慧下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如果眾籌平台能使創作者有更優越的生活條件,這也是符合古典文明發展的設想。這理念既結合古典理念、又符合現代科技,我個人很欣賞這樣的想法。

其實我的理念很簡單:我覺得民主是每一個人的事情。在台灣,是2300萬人的事情,每一個人都不應當袖手旁觀,都應當參與進來,民主才能更完善。我們這個社會不進步,就是因為大多數人採取旁觀立場,最好事情都是別人做,然後自己享受成果。現在也有不少人想參與,但是不知道如何參與。而SOS平台這樣的新的設計,就是提供平台和機會,讓每個人都能有參與的方式。

如果你不願意寫、不願意罵、不願意批判,那你至少該出錢支持那些願意寫、願意罵、願意批判的人,要是這個也不願意的話,那就只是白白地享受成果而已,民主就沒有希望了。眾籌平台提供一個機會讓大家進來參與,參與才是民主的核心。

為什麼專欄的主題設定《王丹書架》、《每週國際》、《鏡頭中》、《王丹信箱》四大計畫呢?

先從《王丹書架》說起好了。像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在歐美社會上都非常具有影響性,但台灣我知道除了秘密讀者之外,幾乎沒有人在做這樣的事,因此希望藉由《王丹書架》這系列專欄推動社會的讀書風氣。我會羅列書裡的主要觀點,包括對內容的批評及肯定,年輕的學子可以從閱讀中了解,讓好的觀點透過這專欄散播出去。《每週國際》我想從自己生活中觀察,著重在制度的設計和社會觀念,而不單純寫遊記或國家介紹。因為一年中我會有3~4個月待在美國,因此《每週國際》我會著重寫美國的部分。

中國有本非常暢銷的雜誌叫《老照片》,一篇文章圍繞著一幅或幾幅老照片撰寫,裏頭可能寫些政治、歷史人物,或家常小事,非常受到大家的愛戴。《鏡頭中》也是想以這樣的形式,每篇文章放一張老照片,一張照片代表著一則小故事。現代社會裡,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往前走,沒有時間回顧過往發生了什麼事,因此《鏡頭中》是想讓忙碌的現代人可以回頭看看過去社會發生了什麼事,藉此反思、重新認識我們的生活。另外,《王丹信箱》我想走較詼諧、無俚頭的路線回答來讀者的問題,畢竟那些問題本身就很無俚頭阿!(笑)。

你覺得台灣的民主發展,如何影響到中國的變化?反過來說,中國的成長及變化有目共睹,又會如何影響台灣?

台灣對中國的影響是來自民間的,較為鬆散;但中國對台灣的影響是集體的,是政府在背後推動的力量。像這次東森易主中國執行長的事件就很明顯了,有解放軍背景的公司進來,要買下整個東森;最近清華紫光也想把台灣整個IC技術買走。中國從產業經濟、新聞媒體,從各方面滲透到台灣社會,試圖拉近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距離,利用經濟手段拉攏人心。

我認為,台灣還是能跟中國進行經貿往來,但心裡應該清楚雙方的目的是不一樣的。而且,中國近年GDP成長率一直下跌,從原本的13%直接腰斬成6%,他自己都快保不住了,還跟你做生意?外界會因為消費繁榮的假象誤以為中國經濟繁榮,但忽略了發展太快導致產能過剩,也忽略了國營企業和產業結構的問題。

如果中國想以武力解決台灣的話,確實會有難度,因此中國在這幾年會更積極地用武力以外的手法促進兩岸的統一,而台灣需要有了解中國共產黨會使用的佈局或招數來提醒台灣人。我認為這就是我在台灣的使命感,畢竟我比大多數的台灣人更了解中國。在我SOS的「每周國際」專欄裡,我會建議大家要怎麼認識中國、怎麼面對中國,我認為這些都是台灣人需要了解的。


你怎麼看待這次2016總統大選?另外,就你的經驗觀察,覺得台灣經歷的這幾次的民主選舉,會對台灣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這次的選舉結果各界的看法都蠻一致的,但其實民進黨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改革或進步,這次會讓蔡英文篤定當選,其實就是太陽花學運的成果收割。我們接下來要重視的,是民進黨會變成一黨獨大,而這樣對台灣並沒有好處。一黨獨大對民主來說是非常大的威脅,加上國民黨這次選舉肯定會垮掉,更需要第三勢力整合成一個強大的政黨,成為制衡的力量。

另外,我對於太陽花世代非常不滿。他們全部跑去選舉了,這完全是逆民主而動的表現,是反動行為。太陽花能夠爆發,是一群人長期在各校民運社團耕耘、串聯的結果,現在他們紛紛跑去選立委,有的加入民進黨、有的個別參選,結果現在各校的民運社團都垮掉了,太陽花的基礎沒了!那怎麼指望以後還有一個太陽花呢?

健全的民主政治需要強大的公民社會來制衡政府,而不一定是強大的反對黨。台灣未來的民主,應該是公民社會的參與,而不是三權分立或政黨政治。如果今天政府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經過公民社會的同意才能進行,不同意就做不了,才是民主的展現;以為政黨政治就叫民主的話,是對民主極為膚淺的理解。政黨政治是以「分配」為主的模式,它只是保護民主,但不是真的民主。年輕人一旦進入政黨,就會受到黨的限制,當然也不可能推翻那些體制,還不如留在公民社會天馬行空,為社會指出大膽的方向。

從中國到美國,最後落腳台灣,改變了你那些看法?

影響最大的,是我對「民主」的理解。到美國之前,我以為民主是政黨政治和國家制度建設,但其實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民主包含更多的是社會觀念、社區自治、人民的力量,這才是古希臘式的民主。什麼是最好的民主?「政治正確」的概念就是最好的民主。美國多少人種族歧視,誰敢講?沒有人敢講!這就叫政治正確。思想可以絕對自由,你可以看不起黑人;但言論自由是有限制的,你不能公開歧視黑人。這就像社會的遊戲規則,是美國長期以來積累的共識。如果你公開發表種族歧視言論、納粹宣言造成衝突,是要付出很高的社會成本的。這些都是我在美國觀察到的。

第二個是對民族主義立場的衝擊。過去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我要落葉歸根...等等,但現在我認為人不應該用國家、種族、地域來框限自己。比如我現在住在台灣,我也會發表台灣史的言論,有些台灣人就會認為「你是中國人,憑什麼管台灣的事?」但現在已經是地球村時代了,生活在哪,就要對周遭的事發表言論、表示關心,難道只有台灣人才可以講台灣的事嗎?沒有人有資格允許中國人不愛台灣吧!

另外,過去我覺得「婚姻平權」對台灣社會來說太遙遠了,但現在我越來越重視這個議題。美國民權運動是以婚姻平權作為突破口,因為它背後反映的價值是「平等」。婚姻平權不一定是為了同志族群,因為很多同志根本就不想要結婚,而是反映出社會缺乏的平等價值。但如果只支持同志議題,就把這件事做小了,應該以鞏固民主為出發點,才會吸引更多人參與。















SOS 2016 election

2016的三位總統大選參選人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人?他們到底怎麼打這場選戰什麼?他們要玩什麼花樣?一般人可能要這麼突破這團迷霧?讓我們還原12/6當天SOS第一場「開放編輯室」的活動,藉由SOS總統大選記者泳瀚、婉婷以及特約合作的「人渣文本」周偉航對這場選舉的觀察,或許能讓閱聽人得出一些端倪。


泳瀚:記錄一般支持者的故事

候選人很會包裝自己,他身邊一整個團隊幫他負責文宣、形象...等等,所以我們在選舉時看到的候選人不一定是很真確的,現階段我們應該對他們說的話思考再三。但支持者的話有很大的機會能聽到真話,他巴不得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全部講給你聽,卻沒有人要聽他講話。他們跟我們一樣,既不偉大也不失敗,那難道就意味著沒有故事可以寫嗎?他們的感受就不值得敘述嗎?即使他們不如英雄史詩般悲壯,但擁有小奸小惡的平凡人仍擁有良善的地方能夠書寫,甚至能揭露出整個時代的變化。

即使這些選民的感受、需求記錄下來,可能往後無法被後人理解;可是在當下如果沒有人記錄下來,就沒辦法保存我們這一代的歷史,下一代的人也無從得知我們的想法。就像我們現在難以想像國民黨曾經是最反共的政黨,50年後會更加困難。


婉婷:跟訪宋楚瑜的貼身觀察


因為我之前在花蓮工作的經驗,將宋楚瑜的拜拜行程對比花蓮縣長傅崐萁,就能發現根本是小巫見大巫,宋楚瑜的行程真是少之又少。雖然行程少,但宋對選民的關心周到,會讓每一個接觸他的人覺得「你是真的關心我」。另外我觀查關於宋的趣事:第他雖然年紀大了,卻會刻意的呈現自己是年輕、跟著上時代的人,比如他使用「壁咚」這個詞就比朱立倫好。

宋楚瑜在宣布副手是徐欣瑩那一天,現場架了33台攝影機,宋辦的人表示:「主席看到這麼多記者在拍,一定很高興。」的確,如果跟蔡英文的場子一比,跟訪在宋身邊的記者真的少了很多。不過也因為沒那麼多人在身邊,宋跟身旁的民眾是比較親近的。


以下是周偉航老師結合了記者婉婷及泳瀚所講的事,再次以他專業的角度分析這場大選能觀察及學習的地方。


候選人特質的表現:觀察他跟選民的互動


每個候選人在公開行程的表現都是一場秀,如果你想看候選人有沒有認真選,就看他有沒有做好每個細節。周回憶他跟前陣子棄選立委的張承中第一次碰面時,是在追垃圾車的狀態,那時周走過去沒有理他,張還是有禮貌地跟他打聲招呼。周認為,張表現出來的態度與細節絕對不是一般會注意到的,背後肯定有民進黨的人在後面幫忙。之後在政論節目上兩人再度碰面,周直接問他:「是誰在幫你?」但張不敢講出口。這種技術性的細節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我們可以藉由「總統大選報導計畫」讓這些不被注意的細節點出來,看穿候選人表面上想作秀的舉動。


候選人的幕僚也不一定真正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人都認為總統底下的幕僚一定是非常精明的,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覺。幕僚並不能掌握所有的狀況,他們沒想到選事變化之快超乎預想。周說,大部分的幕僚都會跟他都說:「沒想到事情會演變成這樣,完全都是一場誤會。」但大部分的民眾並不會相信。舉例來說,有些人會認為「王如玄軍宅的買賣狀況會不會只是朱立倫安排好的?是不是有某些計畫在暗中進行?」其實,民眾把選情想的太錯縱複雜了,99%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胡亂猜測。有時連黨的內部都一團亂,政治人物也不一定了解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周認為,透過貼身採訪記者對候選人、幕僚團的觀察,更有助於釐清混亂的選情。

總統大選的新聞都經過了「三層過濾」

第一層,專業的「公關作手」。每個陣營的新聞組、文宣部在決定政策推出來之前,一定會先經過某種程度的「塑造過程」,已預先蓋上一層「意識形態的防護罩」。第二層,記者的發稿。記者在處理這些新聞稿時會憑著專業發現哪邊出了問題,但總部會設法按捺那些記者,限制記者將稿子寫在「特定範圍」之內。第三層,編輯台。雖然現在有些即時新聞不經過濾就發文了,但大部分的文章還是要經過編輯台審核後才能出去。

經過了這三層的過濾,候選人傳達出來的訊息,其可信度其實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如以周老師寫評論的角度,會看作者寫大選文章時「如何詮釋這則新聞」,而有些鄉民會藉政治人物的話語帶風向,也能從中推測「他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他要這樣做?直接效益是什麼?」透過這樣的觀察,就能知道底下的真實性。但一般人不會曉得,所以就需要有人去做這樣的技術分析:「記者,也需要有人去報記者」,特別是針對總統大選的「新聞製造業」,更應該從某種角度去解構掉。

延伸性的思考、小行程可能出大事

大多數的報導都報「某某今天講了什麼」、「某某又失言了...」,這類型報導通常無法讓你有延伸性的思考,但我們可以從這些報導去思考這個人和他背後的意識形態、和他過去的生活脈絡有何關聯。周舉例,從婉婷和泳瀚的分享中可以發現候選人原本的脈絡。選舉前,候選人是怎樣的人?選舉後,會不會有某些轉變?把人帶入新聞脈絡之中,就能突破大選原有的時間限制,不會選舉完後就讓熱情退散。

過去政治人物會在「大行程出大事」這是很正常的,但現在選情變得十分詭譎,也可能在「小環節出大事」在小行程突然出現,殺你個措手不及。舉個例子。候選人可能在一個小行程裡有重大失言,過去這種事情只要記者間互相講好,就會被過濾掉。但現在有許多即時記者,為了搶快、搶時間,有時不需經過編輯台就發文了,所以在小行程裡也可能釀出大事件來。這也是即時新聞的一種特性,它像LIVE播報一樣,意外地開啟了人們關注新聞的另一種可能性。因此在「小環節是否會大事」也是大家未來可關注的重點之一。


中間選民,其實需要更多關注


目前比較少人去深究國民黨支持者的脈絡性。有些淺藍族自認自己是藍的,卻在投票那一刻選了蔡英文,為什麼?其實這正是國民黨想改變局面需思考的問題,但他們目前並沒有做出任何改變;民進黨同樣對這群人不熟,這是他們沒經營過的範圍。但這中間最巨大的一塊,其實需要更多的關注,這一群人不僅是基層選民,甚至掌握了很大的媒體權力。

現在的統派媒體光譜其實很廣,他們會接受獨派、接受國民黨的舊有價值遭強烈批判,但這些人的想法並沒被釐清出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為什麼他們會產生這種思維上的轉變?在他們身上,有什麼相似的「基因」?或許藉由採訪小人物,也能一點一滴地勾勒出這些中間選民的樣貌為何。

























2015年12月9日 星期三

子軒 Interview

你對中國認識多少?

「在美國交換時,我認識了一名中國人,他對台灣民主政治相當感興趣,甚至想加入民進黨。即使他心裡願意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但仍認為中國是個不可分開的個體。我在他身上觀察到有趣的點是:他是個自由主義者,卻仍強烈地受中國制約。

這樣的制約不僅受東方儒教的影響,也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融合了中國特色的想法。當我們討論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時,我認為他們是獨立、完整的區域,可以自由執行他們民主自決權;但對我中國朋友來說,他可以接受民主自決的觀念,卻擔心中國若失去新疆,就會被西方入侵,讓中國失去戰略要地,這是他的觀點。」

這是專案「37°C 的中國」的作者徐子軒所分享的故事。這個分享,跟你想像中的中國人是一樣的嗎?中國太大,無法一言以蔽之;中國太廣,可能窮究一生都研究不完。或許我們無法全面明瞭中國的多樣性,卻有機會藉由子軒這專案,進一步的檢視自己是否患了坐井觀天的「中國熱(China Fever)」。對中國的想像應該不只一種;對中國的認知不該限於單一片面的資訊。






為什麼想在SOS發起這項計畫?這次去中國,想要寫出什麼樣的故事?

我希望透過自己的觀點來詮釋「我眼中的中國」是什麼樣子。跟一般人不一樣的是,第一,我擁有專業的學術訓練背景,能以較中立客觀的角度去分析數字或現象。第二,在過去書寫上,我習慣以較剛性的方式,書寫有關評論、政治或批判的文章;而「37°C 的中國」會嘗試以軟性、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角度書寫,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剛好SOS有這樣的平台讓我嘗試寫作,我覺得很高興。

這次去中國,我會去8個城市拜訪8個朋友,大部分是我在旅遊時認識的,分別在不同產業工作,代表著中國年輕一代(年紀約30出頭)對世界、對外來的想像。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想的,跟你想他們的,是一樣的嗎?他們開啟了我對「不同類型的中國人」的認知。

比起透過報紙雜誌來了解中國,我認為我的主題會更加有趣,也更有價值。現在許多人類學、社會學或民族誌在中國的考察都是西方觀點,但台灣人以貼身的方式觀察真的不多,特別是我的內容又跟中國未來產能、經濟相關。這8位朋友是我挑選出來具有代表性的人,他們在特定領域裡釋放的訊號,比官方統計數字更有參考意義。觀察他們看事情的角度,有助於釐清一些我們長久以來疏忽的議題。

怎麼看台灣與中國的不同之處?

看待中國的時候,我會以三民主義的方式去看,包含民族、民權、民生,這三部分中國與台灣真的有非常大的區別。比如說「民生」,中國有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由國家掌控的企業、與政府關係良好的企業家,掌握著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目前看來,這套模式看似取得很大的成功,許多台灣人會羨慕中國城市裡漂亮的高樓大廈,卻不會去思考這樣的經營模式是否能持久,也忽略了快速發展背後潛在的環境隱憂。

在「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之下,像「支付寶」、「微信支付」這些電商都跟中國高層關係密切,同時也擁有更多權力來開通。但因為這樣的行為,等於是「再度給予國家權力來控制你」。所有的交易行為、現金收支,都透過支付寶在政府面前無所遁形。比如,微信之前要做貸款,為什麼他們敢做?因為不管你在哪裡、做什麼事情,甚至是到處遷徙、沒有固定住所的農民工,政府掌握了你所有的行蹤及數據,因此他們敢發錢給你,不怕你跑掉。但話說回來,台灣人有可能適應這樣的模式嗎?而這也是台灣與中國最大的不同點之一。


對於媒體慣以「狼性」形容中國人,你有什麼看法?為什麼?

有些中國青年的確特別勤勞刻苦、深夜裡抱著溫水瓶讀書,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子的阿!更何況,他們這樣拚死拚活的讀,出來的產能真的贏過了我們教育制度下的學生嗎?這很難說吧!

台灣的媒體在報導一件事情時,常常喜歡以「東方儒教傳統教化」、「由上對下」的方式來教訓年輕人、動不動就將「草莓族」的標籤貼在他們身上。在我看來,部分台灣媒體確實有些引導因素,讓台灣人覺得「你們不如人」,不能否認有這樣的傾向。甚至,有些政治人物也時常拿台灣與中國比較,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方式,好像在跟大家說「還不快過去對岸發展?」而這背後當然有許多的政治計算在裡面。

大家看到中國崛起,就歸因他們拼命念書、努力賺錢,自然而然的經濟繁榮,但這些事情在30年前的台灣就發生過了,但現在的經濟市場早就大不同了,無法同日而喻。近年來。中國越來越多人投入新創企業,而勞力密集高、需要死拚活拚的產業會漸漸沒落,產業轉型是必須的,但顯然有許多台灣人還沒注意到「中國正在轉向」這件事。


對於王丹於「《王丹書架》:失控中的中國」中討論日本人看中國三大問題,你認同嗎?

1.在中國,「人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唯一相信的只有金錢、人脈和家人」。

我認同中國人相信金錢、人脈及家人,但對於「人民不信任政府」這點存疑。其實現在的政治狀態中國跟幾千年前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學者將這樣的現象歸因為「民本」思想:人民認為,政府只要尊重我、給我好處就好了,並不一定需要投票權。不管是不是真的尊重、是否有這麼多好處,只要人民心裡覺得滿足就夠了。比如前陣子的大閱兵,對民眾的生活一點幫助都沒有,但人們看了覺得士氣昂揚、歡欣鼓舞,心理上得到滿足,認為是中國力量的展現。那你說人民不信任政府,這點我存有很大的疑問。

而人民不信任的「政府」,就我的觀察裡,往往是地方政府、地方官,而非位於中南海的中央政府。就像《九品芝麻官》裡演的,民眾遇到不好的地方官時,還是相信他們可以「攔轎申冤」、「上達天廳」。只要他們在高階官員裡找到一個好官,就能擺平地方貪官,卻不會去思考制度問題,這就是他們根深柢固的思維。

傳統上,當人民收入到達一定的階段時,會產生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必定會向政府爭權,包括西方國家、台灣與南韓都是以這樣的軌跡進行的。當一國的人均收入到12,000美元的時候,政府就必須改革,如果不改革,經濟就回卡住。目前中國人軍收入約7,000~8,000美元左右,但像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類的大城市早就超過了,卻還是顯示出高度的服從性,表示這種傳統邏輯不見得適用於中國。

2.中國的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問題

這現象稱「鄰避效應(不要興建在我家後院)」。只要在家裡隔壁蓋了電廠、垃圾場,他們就群聚一起、集體抗爭。但會凝聚出一股力量來申張權力嗎?目前看來是不會的。北京現在霧霾的問題非常嚴重,但你有看到有人出來抗議嗎?他們寄望的是,北京政府出面說幾句話讓工廠停工幾天;更有人認為北京霧霾不能「家醜外揚」,自己的問題關起門來解決就好,不須讓別人知道。

想要上網糾眾抗議嗎?中國的微博、微信都採「實名制」,如果有人想要在網路上發起抗議活動、發表敏感詞的話,政府馬上將你封鎖、派人來「關切」你,這也是為什麼當初中國不能使用FB、Tweeter、Youtube的原因。

現在中國花非常多錢在「維護內部安全」上,總預算是與國防預算相當的;不管在網路上,或是找居委會(居民委員會)的「大媽」來監視你說的話,用各種方式、手段來控制可能引起危機的行為。如果真的發生了集體抗爭事件,就把錯全推給了地方官,中央立刻將地方官開除、派其他人遞補。一切一如往常,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這就是他們的慣性邏輯。

但最恐怖的是,你能想像身處在13億人世界是怎麼樣子嗎?美國3億人、日本1億2000萬、越南9000多萬人、韓國5000多萬人...,這些我都能夠想像。但13億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啊?他們能自成一個世界,而在這世界裡面,最厲害的是大家的「總體意志」是極其相似的。中國從過去到現在,幾乎沒有這麼強大的集體意識,而這都是因為「民族主義」的關係,尤其是1911 年實施改革後又變得更加強盛了。

3.「彼得原理」:腐敗盛行,無能者能一直向上爬,最後導致整個組織都是無能者

在一個組織裡,總是會有人能力不足,但靠關係、靠運氣到達他們想要的位子,而且不單只有中國,許多民主國家同樣有這樣的問題。以台灣為例,我們選出的領導人讓大家怨聲載道、抱怨空轉八年,但這不只是政府無能,還有結構上的問題。我們看到中國這麼多無能,但在整體大的結構裡,他就是能往上爬。我相信這不只是中國的困境,而是所有組織、政府內部的困境。

期望參與這項計畫讀者能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最大的收穫,是期待讀者能以「中立客觀但不失主體性」的角度來看待中國。

比如說,有些人看到中國很強大,就想跳到對岸做生意,但他們知道自己原本是怎麼樣的人嗎?中國就好比是個巨人,人人都想站在巨人的肩膀往上爬,但你是否記得,自己終究是小矮人,而不是巨人本身的一部分呢?當你在利用中國資源的時候,是否知道如何回饋到自己人身上?不因中國利益龐大而攀附、不因中國勢力強大而反抗;站在中立的角度將個人成敗看在眼裡,但心裡清楚要從中國那邊得到什麼,這才是重點。




2015年11月25日 星期三

透視IS(二):打著伊斯蘭的旗幟,卻四處宣揚恐懼的極端組織

IS怎麼挑選「自殺炸彈客」?


How ISIS Picks Its Suicide Bombers

Suicide bomber is a choice,” said the man we’ll call Abu Khaled, stubbing out a Marlboro Red and lighting a new one. “When you join ISIS, during the clerical classes, they ask: ‘Who will be a martyr?’ People raise their hands, and they go off to a separate group.”


「沉睡的細胞」戰術:

Before the fight for the Kurdish town of Kobani last year, the caliphate had an aura of invincibility, and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re rushing to envelop themselves in the black flag of messianic victory. But in that battle, which lasted for months, Kurdish paramilitaries backed by U.S. airpower fought well, while ISIS—at least as far as Abu Khaled characterizes it—needlessly sent thousands to their slaughter, without any tactical, much less strategic, forethought. The jihadist army had lost between 4,000 and 5,000 fighters, most of them non-Syrians.

“They lost a leg or a hand.” Immigrants, then, are requisitioned as cannon fodder? He nodded. In September of last year, at the apogee of ISIS’s foreign recruitment surge, he says the influx of foreigners amazed even those welcoming them in. “We had like 3,000 foreign fighters who arrived every day to join ISIS. I mean, every day. And now we don’t have even like 50 or 60.”

This sudden shortfall has led to a careful rethinking by ISIS high command of how inhabitants outside of Syria and Iraq can best serve the 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u Khaled said, “is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make sleeper cell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ISIS leadership has “asked people to stay in their countries and fight there, kill citizens, blow up buildings, whatever they can do. You don’t have to come.”

This is crucial for how the organization “expands” in Syria and Iraq—by dispatching sleepers to recruit agents and informants, or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rival groups, be they other militias or state armies. Abu Khaled emphasized repeatedly that tradecraft rather than martial puissance is what makes ISIS so formidable at seizing and keeping terrain.

“A week before I defected, I was sitting with the chief of Amn al-Kharji, Abu Abd Rahman al-Tunisi. They know the weak point of the FSA. Al-Tunisi told me: ‘We are going to train guys we know, recruiters, Syrians… Take them, train them, and send them back to where they came from. We’ll give them $200,000 to $300,000. And because they have money, the FSA will put them in top positions.’”

“This is how ISIS took over Syria,” said Abu Khaled. “It has plants in the villages and areas run by the FSA, and its people are in the FSA.

”In other words: Not all of America’s supposed allies in Syria are what they seem. Some of them, according to Abu Khaled, are being manipulated by people secretly working for ISIS instead.

為什麼想要離開

Even though ISIS terror had struck inside Turkey the week before, the organization calling itself the Islamic State, al-Dawla al-Islamiya, felt very far away. Truly, Abu Khaled told me, the people who run it want their subjects to live as if in a world of their own, captive minds in a closed society. But the real world is a small place, and this defector from the ISIS intelligence services said he was not the only one who had grown restive.

“People started feeling bad about all the lying,” he said. “If you read the news…There’s no TV, just an ISIS newspaper, Akhbar Dawli Islamiya. It says we’re still in Kobani,” a Kurdish city retaken from ISIS with the help of U.S.-led bombing raids last year.

The pervasive mendacity in the caliphate competes with a climate of ceaseless recrimination and denunciation: Two Minutes of Hate directed every day, at everyone. And typically the accusers are not Syrians but the muhajireen, the foreign fighters, who haven’t spent 1 percent of the time most residents of al-Bab have spent in Syria. They are an arrogant and unruly gang, increasingly seen, according to Abu Khaled, as colonial occupiers.

They see themselves as superior—holier than thou in the proper definition. “First of all, to most ISIS fighters—especially the foreigners—everybody in al-Bab, everybody in Syria, is kafir. Period. They treat people in this way, which is wrong. Even by ISIS’s standards, that’s clearly wrong. They are Muslims, they have to be treated as Muslims.”

“Foreigners are telling Syrians how to dress, how to live, how to eat, how to work, how to cut their hair. Maybe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where there is no barbershop is al-Bab. They’re all closed. Because you can’t cut your hair. You have either long hair, or you must wear it the same exact length everywhere. Because even you”—Abu Khaled gestured to your hirsute correspondent—“like your beard. You would do 30 days in prison. It’s too short. You can’t cut your beard, you can’t trim it. You have to let it grow.”

And just like under Syrian dictator Bashar al-Assad, ISIS has presided over an atmosphere of mutual suspicion, where the errant joke or critical observation can land you in the cage, or worse. Abu Khaled has a big mouth and is amazed he wasn’t killed before he managed to flee. “One time, a guy was telling me: ‘You see this victory against the FSA?… It’s because God is fighting with us!’ So I told him: ‘So why God and the angels didn’t fight with us when we fought the Kurds in Kobani?’”Abu Khaled was told that if he kept talking like that, he’d lose his head.

怎麼逃出來的

Abu Khaled’s defection was a very near thing. It started with a friend he had in al-Bab who ran an illegal business printing fake IDs, the kind still issued by the Assad regime. The way ISIS border control works is that if you’re a mere civilian, you can more or less come and go as you please, provided you have identification. Abu Khaled’s passport was still with “Human Resources” in Raqqa. So he needed papers and they had to be a ringer for authentic ones. He showed me the ID he had made for $20. It bore a photograph of him looking much as he sat before me in Istanbul: clean-shaven. It was taken, he said, at a time before his enlistment in ISIS. He stressed that this bore not even a ghost of a resemblance to the appearance he’d adopted for almost a year as a jihadist.



2015年11月23日 星期一

透視IS(一):打著伊斯蘭的旗幟,卻四處宣揚恐懼的極端組織

繼13日巴黎遭到恐攻後,極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越來越囂張,18日處決中國及挪威的兩名人質,20日闖進西非馬利首都的麗笙酒店,造成50人喪命,並挾持了170 名人質。種種行徑顯示,伊斯蘭國非但不怕國際社會的聯合譴責或報復,反而更加肆無忌憚地招惹更多國家,且沒有停止的跡象。

上一篇《法國再次成為恐怖攻擊的目標,為什麼?》文章中,簡短的提到了促成伊斯蘭國成長的原因,除了於阿拉伯之春大量吸收失業青年之外,美國政府出兵伊拉克,導致其權力駕空,也是伊斯蘭國能趁虛而入並趁機壯大的原因。除了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無所不做之外,大部分的人對IS「富可敵國」的形象並不陌生:靠綁架、搶劫銀行、盜賣石油獲取的暴利,總資產可能達20億美元,且擁有2萬至3萬的「聖戰士」(Jihadists)青年軍事專家認為,其戰力之強,可比擬正規軍。

人質被處決的影像鮮明而強烈衝擊我們的感官,我們對手段兇殘的伊斯蘭國感到反感、厭惡,但要了解他們,卻只能從片段的資訊拼湊出模糊的樣貌。我們已經了解他們為何出現、未來想擴張的版圖,對他們內部如何運作卻不得而知。《每日怪獸》整理出從IS的叛逃者Abu Khaled的第一手資訊,試著從中了解IS鮮為人知的那一面。讓我們跟著Abu Khaled的腳步,實際體會他在裡面到底看到、經歷到了什麼。

一旦加入IS,就沒有回頭路了

從IS逃出來的敘利亞青年Abu Khaled,當初會想進入IS的原因,就是認為俄羅斯、伊朗及美國都是使敘利亞總統阿薩德(Bashar al-Assad)更加獨裁的共謀。他說,當初美國武力進軍伊拉克,單單針對海珊所屬的遜尼派政權,而與遜尼派水火不容的什葉派卻幾乎沒有任何損失,他相信這一切都是美國主導的陰謀,遜尼派只是強權操弄下的犧牲品。而另一個原因,源自於好奇心:「我想知道會進去IS的人會是什麼樣的人,這對我來說是場大冒險,但我並不後悔做出這樣的決定。」Abu Khaled說,現在他逃出來,IS是他的敵人,然而,他也對IS瞭如指掌。」

Abu Khaled回想第一天前往IS「首都」拉卡(Raqqa)時,就強烈感受到IS的組織規模。所有新加入IS的敘利亞人都必須去霍姆斯(Homs)使館報到,霍姆斯使館是IS的行政辦公大樓,Abu Khaled在那邊待了兩天之後被送到「邊界管理部門」。IS組織人員認為他之前住在「哈里發國」(caliphate,指伊斯蘭國)外,是個移民,必須通過面試,才能「歸化」成伊斯蘭國的「公民」。不過,Abu Khaled早就準備好了。當被問到「為什麼想成為聖戰士」時,他胸有成竹地以「想要打倒十字軍異教徒」的方向回答,而這樣的答案的確就是IS想要的,於是他就順利進去了。

IS以巴格達底(Abu Bakr al-Baghdadi)為首腦,底下分別有4個部門:外國情報部門、內政部門、軍事情報部門及安全機密部門,而Abu Khaled因為通曉英語、法語、阿拉伯語因此進入安全機密部門。他說,在這部門工作,大大小小事都受盡掌控,要離開伊斯蘭國沒有這麼簡單。Abu Khaled說,「更何況,IS的邊界就是安全機密部門在控管的,大部分的人都認識我,因為我訓練過機密部門的人員。」Abu Khaled現在的身分對IS來說是異教徒(kafir)、是沒有信仰的人。在IS的規定裡,是不能接受異教徒地存在的。「曾經我是穆斯林,現在是異教徒,但我不能從異教徒再變回穆斯林。如果要這樣的話,死亡就是我要付出的代價。」

話雖然這樣說,但Abu Khaled早就有死亡的準備了。他認為,人總有一天要死,「只是死在床上或死於戰場,你想選擇哪個?」他曾經以為,加入IS是報效國家、能使敘利亞更好,「但有一天,我看鏡子裡留著久未刮鬍的自己,突然不認識鏡中的那個人了。彷彿有個人住在我的腦中,我卻不認識他。」於是,他決定開始逃亡。Abu Khaled是特別的一例,因為不是每個受IS洗腦教育摧殘過的人,還能繼續保持清醒。

IS洗腦教育

由於不能單靠法條來「治國」,加上需要定期的招募新軍,洗腦教育變成整個計畫很重要的一環。IS除了招募從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叛逃的自願者之外,也接收從敘利亞蓋達組織(al Qaeda)出來的恐怖份子。Abu Khaled說,他上了兩個禮拜的課,課程完全是「IS版本」的伊斯蘭教條,「真的很荒謬!他們會教你如何討厭別人,只要是異教徒、不屬於IS國度的人都該死。」

另外,因為IS希望年輕一代越來越多人能自願成為「劊子手」,在教育青少年時也下了一番功夫。比如說,給6歲小孩看的體適能課本,就能看到封面寫著「持續」、「壯大」(Remaining and expanding)兩字,這兩個字也同樣能在內文找到。但是,這兩字看似平凡,卻是IS的「座右銘」,代表伊斯蘭國會持續不斷地壯大其勢力與版圖。

課本裡的插畫也能想像得到:成年的聖戰士穿著IS的軍裝,配戴著手槍或其他武器,就連數學課本也會出現「如果伊斯蘭國有22999名聖戰士在戰場,異教徒有39494名軍人,哪方的軍人比較多?」的問題,想要讓孩子從小開始就將聖戰士牢牢印在腦中,是完完全全的洗腦教育。而IS邀請來授課的老師,也必須為他們之前在其他地方教課「懺悔」3個月才能繼續教學。另外,IS還不允許私人家教,因為課程的內容無法被控制。Abu Khaled說,曾經有名老師因為在家裡教學生就被逮捕了。

不僅如此,從今而後在IS要做什麼、要去哪裡都是受限的。以Abu Khaled的例子來說,他來自敘利亞的阿勒頗省( al-Bab),之前是敘利亞自由軍,加入IS之後,他必須先在IS待3個月,之後再被送往其他地方待一年,而在這一年內,他都無法再回到阿勒頗省。IS嚴格實行這些管制,為的就是不讓人有機會叛逃,除此之外,最強大的武器,就是將恐懼深植心中。

恐懼的力量

恐懼是防止人們叛逃的最佳利器,像IS這樣瘋狂殘暴的極端組織,更是把這股「無形的力量」發揮到淋漓盡致。 如果像抽菸、未婚男女私下約會...等「輕度犯罪」,會被關在籠子裡面1─3天不能出來,視罪刑而定。

Abu Khaled說,「有一次,他們逮捕到一名攜帶偵測器( RFID,無線射頻辨識系統)的男子,因為直升機或無人機能偵測到信號,利用無人機空拍會讓IS的內部運作曝光。他們將那男子斬首示眾,讓他分離的屍首直接在廣場上曝曬3天,直到腐爛。這影像至今仍鮮明的盤旋在我腦海裡。」

這事件也顯示出IS到處都是其他國家來的間諜或舉報人。Abu Khaled說,曾經在拉卡逮到一名為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工作的俄羅斯人,並在男子坦承後立即將他處死。不論是叛軍(敘利亞自由軍)、以色列情報單位人員(Mossad),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CIA),只要被IS發現,一律處以死刑。

另外,如同任何獨裁政權對人民會有重重的管制及規範,IS也有專門的「道德警察」(al-Hisbah)。在阿勒頗省,大約有15-20名道德警察,他們會開著車到處晃,監視是否哪裡有人犯錯,並拿著大聲公吼叫:「現在是禱告時間!快點停止營業去清真寺!」或是「女人,就是你!蓋好你的面紗!快點回家!」在IS制定的規定裡,女性需要把自己包得緊緊的,就連臉也需全部隱藏在面紗裡,一點縫隙都不能露。因此,晚上幾乎看不到女性出沒,因為一到夜晚,她們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道德警察什麼都管,如果有人不滿意餐廳的菜色,或認為食材不新鮮,道德警察就能喝令餐廳停止營業15天,直到改善為止。此外,IS執行嚴格的消費管制。比如說,IS禁止民眾喝酒,如果被他們抓包的話,就得在阿勒頗省的中央廣場挨上80鞭的刑罰。

為什麼想留在ISIS

即使要生活在處處都受人監控的恐懼之中,卻還是有許多人自願加入IS,很大一部分的原因,至少在IS生活無虞,而且社會福利比原本的國家好很多。舉Abu Khaled為例子,IS使用的貨幣是土耳其里拉(lira),他每個月拿的薪資是100美元,照理說需要兌換成里拉才能在當地消費,但IS的員工除了薪水外政府有額外補助,不需再花費自己的薪水。

另外,如果有攜家帶眷者,IS依照人數每月支付大人50美元(約台幣1500元),小孩35美元(約台幣1000元)。在IS租房子一個月要50美元,也全都由政府承擔。Abu Khaled認為,現實面的考量的確成為許多人加入IS的誘因。他認識一名石匠工人,加入IS前一個月賺1,000里拉(約台幣11,000元),而現在他放棄當石匠,改行為IS聖戰士後,一個月能賺35,000里拉(約台幣400,000元),還加上政府輔助妻小的花費。此外,IS的醫療照護、疾病治療完全免費。在IS境內生病了,不管醫療費用多少,都是由政府支出。如果重症病患無法在IS境內治療,必須出國就醫,政府一樣會全額給付,包括在當地吃住的費用。

不過,加入IS看似擁有許多好處,但反過來,如果有一天想要脫離IS,就不能冀望可以帶走什麼。任何想要從IS逃走,或被冠上叛國罪名的人,所有的資產,不管是房子、土地、店面等都會被IS侵占。IS奪走別人資產後,會限主人24小時內必須離開。

Abu Khaled明白,他在阿勒頗省住的房子,其實就是這樣來的。在IS經商的話,每個月需繳2.5%的營業稅,而且因為「道德警察」對商品實施嚴格管制,時不時進去商店盤查,想要逃稅、鑽漏洞簡直是難如登天。另外,即使他們不需付房租,水電費、清潔費一樣也跑不了。如果從「國外」,也就是IS境外帶回物品的話也要課稅。從外地偷偷走私貨物,比如香菸,除了刑罰免不了之外,還得付出更多的罰金才行。

本篇文章提到了IS給棒子的同時也給蘿蔔:灌輸洗腦教育、實施嚴格規範的同時,也提供高額薪水當做加入聖戰士的誘因。但在一大群的聖戰士之中,IS是怎麼決定「自殺炸彈客」的人選?這次法國恐攻炸彈客使用的「IS沉睡的細胞」(Sleeping Cell),又是什麼樣的戰術?另外,故事中的主角Abu Khaled,最後是怎麼從IS魔掌中逃離的呢?不要走開,下篇文章中,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2015年11月18日 星期三

為什麼法國再次變成恐怖攻擊的目標?

11月13日對法國來說是悲痛的一晚。一連在巴黎發生多起的槍擊與爆炸攻擊事件,造成129死亡、300多人受傷。其中,死亡人數最慘重的地方在巴塔克劇院(Bataclan concert hall),共有89人死亡。而8位攻擊者在不久後也死了,其中7位是引爆腰間的炸藥自殺的。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也於事發隔天(14日)後坦承是他們所作所為,並宣稱將對此事負責。不過,他們也在陳述裡指巴黎是「色情與墮落之都」,是伊斯蘭國攻擊清單裡的「首要目標」之一。對此囂張行徑,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當然不會坐視不管。法國於15號晚間立即派出12架戰鬥機,空襲伊斯蘭國位於敘利亞北部的指揮中心、彈藥庫及訓練營,對他們造成法國死傷的慘劇展開強烈報復。

這是法國一年內發生第二起的恐怖攻擊事件。1月發生的查理周刊遇襲事件,對許多人來說仍記憶猶新,而對受難家屬而言,更是難以抹滅的傷痛。恐怖攻擊除了造成人們的不安全感、懷疑國家維安的之外,同時也加深社會上不同族群及宗教間的嫌隙又加上了一筆。但,事出必有因。在我們對伊斯蘭國髮指的行為感到憤怒、為不幸罹難的人民哀悼的同時,也該釐清為什麼法國又「再度」遭受到了攻擊,換句話說,為什麼法國總是恐怖攻擊的首要目標呢?

要了解IS為什麼攻擊法國之前,先了解IS、敘利亞內戰如何產生?

穆斯林因教義的解釋不同分成了遜尼派(Sunni,約佔85%)與什葉派(Shia,約佔15%),而因為歷史淵源造成兩大派水火不容,也是造成中東地區衝突、敘利亞內戰的原因。敘利亞的例子特別的是,那裏是少數的什葉派(約10%)統治多數的遜尼派(約70%),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及多數軍官中堅分子所屬的阿拉維派就是什葉派的分支。

什葉派以伊瑪目(Imam)和阿亞圖拉(Ayatollah)為最高位元的宗教首領,遜尼派則認為他們與真主的關係不需要仲介。而也因這樣,遜尼派開始朝世俗化的方向發展,以威權專制統治取代宗教階級制度,如沙烏地阿拉伯、利比亞。不過,底層老百姓對於高壓統治開始出現反對聲浪,終於引爆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瓦解極權政府。

伊斯蘭國與蓋達組織(AL-Qaeda)等軍事化遜尼派極端教義組織的崛起,其實就是搭上了阿拉伯之春的順風車。伊斯蘭國主要以「遜尼派國家世俗化是受到西方影響,而西方根據自己的利益支持集權政府」的思想,吸引阿拉伯之春後各地失業青年來確保兵源。

另外,美國干擾中東政權也是種下伊斯蘭國崛起的禍因。美國於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海珊建立的遜尼派政權、改扶植什葉派政府,種下了伊拉克遜尼基本教義派的憤恨不滿的因子。而阿拉伯之春隨後也擴散到敘利亞境內,敘利亞的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 FSA)要求結束長年由阿薩德總統領導的什葉派政權、爭取民主的機會,但美國政府態度反覆,讓人民認為西方並不是真心想幫助他們爭取民主,導致境內極端教義組織的抬頭、拉攏當地青年加入。

於是,伊斯蘭國於2013年憑藉大量來自伊拉克、敘利亞的青年軍而迅速崛起,並成為敘利亞內戰中成為反阿薩德政府軍的主要實力派。原本反抗軍與IS聯手打擊阿薩德政府,但因為其極端行徑難以取得認同,之後與叛軍反目成仇。在2012年,曾殖民過敘利亞的法國政府公開宣布支持敘利亞反政府軍、以資金支援他們,並要求阿薩德交出政權。因此,對這次的恐攻阿薩德認為「是法國政府錯誤政策導致的後果」。但事實上,由阿薩德領導的敘利亞政府武裝人數佔總死亡數的80%,遠遠多於死於IS殺害的

伊斯蘭國這次的攻擊,除了反對法國政府支持其仇家敘利亞反政府軍外,也是對之前的攻擊做出的反制。法國在西方國家中,對保打擊IS及恐怖份子一直是採取積極的立場。早在2014年9月,法國就發動第一波對伊斯蘭國的攻擊;而今年11月初,法國再次派出戴高樂號航空母艦,加強對敍利亞和伊拉克境內IS目標的轟炸。在歐蘭德的指令下,已經空襲伊斯蘭國的軍事「領地」達280次,並發動1300次的攻擊。而根據法國國防部長Jean Yves le Drian表示,他們空襲的首要目標一定先描準石油及瓦斯的儲存地,因為伊斯蘭國會透過黑市交易石油及瓦斯,並從中獲利,成為他們的資金及武力的來源。


巴黎郊區是否成為「恐怖犯罪的溫床」?

巴黎比起其他西方國家,更適合做為伊斯蘭國招募新兵的地區。

紐時的國際駐伊拉克記者派克(George Packer)在「法國的另一面」的文章中提出「巴黎郊區是否成為犯罪者的溫床」的疑問。文章中提到,郊區的法文是「banlieues」,而這個詞現在已變成了貶義詞,表示「被移民者佔領的貧民窟」。巴黎內矗立壯觀的建築物與地標,對法國的勞動階級而言,都只是烏托邦式的幻象,他們仍身處貧窮與社會邊緣者的一端,這城市不過是集結了揮之不去的焦慮與憤怒的情緒罷了。

為什麼巴黎郊區會成為「移民者貧民窟」?讓我們來看一些事實。據估計,法國約有470萬的穆斯林,是西方社會裡擁有最多穆斯林的地區。但在法國社會中,穆斯林卻被明顯的區分成「其他的一群」,比如在巴黎的穆斯林大多會住在市郊,也就是之前提到「banlieues」。而法國人與在法國穆斯林之間的存在的焦慮與緊繃感,其實與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有強烈的歷史淵源的。

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歷史從19世紀開始,而阿爾及利亞人花了8年抗戰、期間造成70多萬人死傷,才於1962年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電影「阿爾及爾之戰」就是在談阿爾及利亞抗戰的經過,導演Gillo Pontecorvo揭露長達8年的抗爭造成了阿爾及利亞內部動盪不安、恐怖主義橫行,而這部片甚至遭法國當局禁播,直到1966年才開放。在1961年10月,巴黎市區與郊區集結了支持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抗爭人民,但這些抗爭者卻慘遭巴黎警方屠殺,近300人因而死亡,屍體全部被法國當局丟進塞納河裡面。但慘案發生之後,法國政府堅決不道歉,甚至連教科書上都刻意忽略這段歷史,企圖隱瞞這血腥殘暴的真相。住在巴黎郊區的阿爾及利亞青年坦言,這段前殖民者的歷史在書本只有粗略地提及,相關的文獻也難以找到。

歷史上的傷害,加上今日在巴黎的郊區內,充斥著歧視、貧窮、邊緣化、低就業率的問題,再次加劇法國社會的嫌隙與分裂。因此,在查理周刊事件發生之後,曾經有位婦女在法國穆斯林社運者的FB寫下「我害怕在法國的穆斯林」。一再爆發的恐怖攻擊事件已經在法國人心中埋下陰影,而在驚恐之下,許多人開始將所有的穆斯林與恐怖份子都混為一談。

法國人與在法穆斯林的敏感關係,讓伊斯蘭國有機可乘。從這次恐攻逮捕的8位攻擊者中有4位是法國青年可以發現,伊斯蘭國成員利用在法穆斯林被邊緣化、沒有歸屬感的心理,輕易地拉攏年輕人加入組織,並利用他們攻擊自己的家鄉。

另外,法國的「世俗化法律」禁止穆斯林不得在公共場所配戴任何蓋住臉部的紗布或是面罩,而小孩在學校吃午餐居然被教導「吃豬肉,不然就沒東西吃」,而這些法令在一些虔誠的穆斯林眼中是一種侮辱,更讓他們將法國視為伊斯蘭教的敵人。

媒體之戰:選擇巴黎,成功贏得世界注目的眼光

許多人應該已經注意到了,在巴黎發生恐攻的前一天,黎巴嫩及伊拉克也接連遭到攻擊,卻少有人關注中東地區的狀況,巴黎卻得到了所有人的注目。全世界的地標都為法國亮起,連FB也提供了換法國大頭照濾鏡的功能、確定安全按鈕等等,但對於同樣遭恐攻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而言,卻沒有的相同的「待遇」,讓中東的犧牲者覺得自己被世界忽視了。

「人命是否不等值」對許多人來說的確是不舒服的議題,但伊斯蘭國也是因為想要吸引全球注目眼光,而把攻擊轉向巴黎。畢竟,這是全世界最美麗、最受世人愛戴的城市之一,伊斯蘭國知道如果攻擊巴黎,一定會佔據全球的新聞頭條。

「這是一場媒體的戰爭。而發動這場戰爭的人也清楚的了解須馬上做出回應,他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如何讓媒體資訊飽和的情況下,從中得利。」專門研究法國、恐怖份子及激進伊斯蘭族群的James LeSueur說。

這次的恐怖攻擊事件,除了從歷史造成的傷痕、國內的社會問題、國際間的政治鬥爭、媒體資源的取得的方向來看之外,其實還有更多面向值得討論。法國恐攻的發生,除了提醒我們不能只能從單一面向看待事情的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國間問題的成因錯綜複雜,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在為IS的作為感到不恥、為罹難者及其家屬感到難過的同時,也不能不去探討問題後面的「為什麼」。如此一來,才能以更全面的角度去想整件事情,並得到更多收穫。




France Strikes ISIS Targets in Syria in Retaliation for Attacks
Why France has become a prime target for terrorists